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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現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探索和歷史進程
                2021年07月24日 07:13 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1年第7期 作者:秦剛 字號
                2021年07月24日 07:13
                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1年第7期 作者:秦剛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區別。新中國成立以后,實現共同富裕就成為黨和國家的重要課題,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為實現共同富裕,我們黨和人民持續奮斗、不懈努力,在制度建設、政策完善、目標設定等方面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推出了一系列創新舉措。進入新時代,實現共同富裕被擺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力推進城鄉一體化,推進區域相對均衡的發展,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需要著重解決好的問題。

                  關鍵詞: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探索;創新舉措

                  作者簡介:秦剛,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原主任、教授。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集中體現。馬克思、恩格斯論證和展望的未來新社會,本身就包含著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和發展進程,始終堅持和體現著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則,并取得了歷史性的顯著成效。進入新時代,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達成,實現共同富裕進入新的階段。只有進一步解決實踐中的新問題,才能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并取得決定性進展。

                  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

                  共同富裕,是關于社會發展與財富分享的一種富有中國文化色彩的觀念表達。它精準地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反映了人民大眾對美好社會制度的期盼。所謂共同富裕,就是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全體人民依據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原則共同分享社會發展成果,普遍過上富裕生活。從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來看,沒有一個社會不追求發展,也沒有一個社會不追求富裕。但社會主義社會不同于以往任何社會,它追求的發展“是造福人民的發展”,追求的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1

                  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全新階段,實現共同富裕是其與資本主義的一個本質區別。資本主義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作為社會制度和社會發展的基礎。資本主義的倡導者、擁護者始終認定,私有制是保護和利用資本的最佳制度,個人對私利的傾力追求不僅會帶來整個社會的財富涌流,而且還會使整個社會變得普遍富裕。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宏偉的理想,是擁有資本的人將其用于創造更多財富,由此為每個人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收入。不僅富人得到好處,他們的財富也產生‘涓流效應’,使每個人的收入都會水漲船高”。2但在社會實踐中,這樣的設想僅僅是一種虛幻的神話。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私利追求不僅使獲利渴望成為經濟活動的根本動機,同時會激發和放大人性中的貪婪和資本的噬血本性,并造成整個社會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發展不可能是自然走向普遍富裕。“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3馬克思認為,只要在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才可能成為現實。4恩格斯曾明確指出:“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制度將給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給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質生活和閑暇時間,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5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要使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其基本前提,就是消除由私有制導致的階級剝削、階級對立,讓勞動者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6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社會財富的享有者。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也包含著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實現共同富裕自然是社會主義發展的題中之義,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國弱民窮,貧富分化格外嚴重。新中國成立后,加快國家發展,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便成為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課題,也成為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毛澤東同志曾明確指出:“我們還是一個農業國。在農業國的基礎上,是談不上什么強的,也談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同時,他還堅定地強調,“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7黨中央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很快把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社會主義改造提上了日程,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迅速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加快國家發展、實現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鄧小平同志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再次提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并對共同富裕作出了新的深刻闡釋。他指出:“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8他還以簡潔明快的話語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9鄧小平同志對共同富裕的闡釋,不僅承接了毛澤東同志和我們黨的一貫主張,而且把共同富裕提到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高度,進一步明確了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

                  在改革開放、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過程中,我們黨始終堅持共同富裕的發展方向和目標要求。江澤民同志明確強調,實現共同富裕是絕不能動搖的社會主義原則。為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走向共同富裕,他明確提出了“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思想,強調“既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10江澤民同志還明確提出,要正確處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關系,“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一個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數、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數的‘兩頭小、中間大’的分配格局,使人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11進入新世紀,面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階段性特征,胡錦濤同志明確提出了“妥善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思想。他強調:“在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12

                  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和人民踏上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新征程。立足于新的發展起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闡述和強調實現共同富裕的原則要求。他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13與此同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面推進改革發展的基礎上,把實現共同富裕擺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共享發展理念,既體現了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明確了共同富裕的路徑。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都鮮明地體現了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形成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也把促進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強調要“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14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由此可以充分認識到,中國要實現的現代化,是強國的現代化,也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標志性體現。在當今世界,強國的現代化已經有很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打造一個強國的現代化,而且要打造一個14億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將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矗立起一座不可超越的豐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舉措

                  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目標,也是一個過程。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為實現共同富裕持續奮斗、不懈努力,在制度建設、政策完善、目標設定等方面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推出了一系列創新舉措,并取得了顯著成效。

                  建立新的經濟制度,消除產生貧富分化的制度根源,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我國土地改革完成后,雖然在農村消除了貧富分化產生的根基,但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依然束縛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而且新的土地兼并情況的出現也會帶來新的貧富分化現象。在城市,大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存在也意味著私有制仍在對經濟生活產生重要影響,這不僅妨礙用社會主義方式加快推進國家工業化、現代化,也不斷衍生出勞動與資本沖突。因此,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針對當時農村和農業發展中存在的制度性問題,毛澤東同志曾明確指出:“這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15隨后展開的社會主義改造,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國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一制度的確立,對于加快推進國家工業化、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具有決定性意義。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明確無疑的社會發展目標,但通過什么樣的途徑,采取什么樣的有效舉措,則需要有一個探索和創新過程。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由于社會主義實踐經驗不足,我們把實現共同富裕更多地視為同步富裕,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同時富裕起來,避免產生過大差距。當時,毛澤東同志一再反對和批評“包產到戶”的主張,他所擔心的正是農村產生新的貧富分化。他對黨政機關實行的等級工資制、企業實行的八級工資制都不甚滿意,認為拉開了過大的差別。同步富裕的設想過于理想化,脫離了社會發展的實際,很容易導致分配中的平均主義。由于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對實現共同富裕認識的偏差,當時的經濟體制、分配制度乃至方針政策都難免染上了明顯的平均主義色彩。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黨通過總結社會主義實踐經驗,深刻認識到:“共同富裕決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決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會成員在同一時間以同等速度富裕起來。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勢必導致共同貧窮。”16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新思路,這就是: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人、其他地區走向共同富裕。他指出,“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7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讓一部分有能力、有作為的人,通過勤勞努力、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讓一部分有條件的地區先發展起來,先富起來,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同時,先富起來的就有能力幫助和扶持還沒有富起來的地區和人們,使他們也盡快富起來。“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18在鄧小平同志看來,這是一條“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19這一“先富帶后富、走向共富”的實踐路徑,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一條富有創新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共富之路。

                  實現共同富裕,難點在農村,關鍵在于農民的富裕。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農民一直占中國人口的多數,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一直是中國發展的短板,農民的貧困是中國走向和實現共同富裕的難點所在。鄧小平同志認為,實現共同富裕,必須重視農村的發展,重視農民的富裕,“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20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黨和國家不斷加大扶貧力度,實施大規模扶貧開發。而且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實力的增強,還不斷加大對扶貧工作的財政資金投入。《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白皮書顯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扶貧財政投入“從2001年的127.5億元人民幣增加到2010年的349.3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11.9%,十年累計投入2043.8億元人民幣”。21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注重農村發展和農民脫貧問題,把扶貧開發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并明確提出到2020年末將實現所有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徹底消除絕對貧困。黨中央和國務院作出的《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對這一總體目標作了詳盡具體描述:“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22進入2020年,盡管我國脫貧攻堅事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但在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農村貧困人口已如期實現全部脫貧。開展脫貧攻堅,實現所有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抓住了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環節。尤其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提出和實施,集中體現了扶貧工程的舉措創新。中國全部貧困人口脫貧,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關鍵一步,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打下了堅實基礎。“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幫助這么多人脫貧,這對中國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義。”23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的問題。沒有效率,就難以創造出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而沒有公平,就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黨曾明確強調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主要是為了克服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也是同鼓勵和支持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政策相聯系的。針對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就提出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促進共同富裕。”24黨的十七大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5黨的十八大再次明確強調:“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26近年來,我們黨和國家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2013年,《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的通知》的出臺,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積極回應了社會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同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點工作分工的通知》,明確提出要抓緊研究制定各項配套措施和實施細則。2014年4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正式建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工作機制更加完善。黨和國家通過不斷努力,在遏制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方面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

                  實現共同富裕是由階段性目標構成的漸進發展過程。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國社會發展的這些階段性目標,直接體現著共同富裕逐步實現的進程。黨的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時,明確強調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27黨的十七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28這樣的目標要求,本身就包含著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黨的十八大又進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要求。這樣的倍增目標對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朝著共同富裕目標邁進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強調“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9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鮮明地體現了縮小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如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050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30這些階段性目標的設定和逐步實現,就是中國社會發展走向共同富裕的實際體現。

                  實踐中需要著力解決好的問題

                  關于共同富裕,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數量化標準。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基本實現共同富裕,至少應達到或實現這樣幾個目標:一是中等收入群體占到80%左右;二是城鄉差距基本消除;三是區域發展各具特色并保持均衡;四是基尼系數控制在0.35左右。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全面小康社會的歷史性跨越。但實現共同富裕依然是一個艱巨的任務,還面臨著許多需要進一步解決好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任務,但隨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我們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向著這個目標更加積極有為地進行努力。”31在新的發展階段,要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實踐,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更加充分的條件。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時,還要努力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推進區域相對均衡的發展,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這是實現共同富裕需要著重著力解決好的問題。

                  要大力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問題。近年來,隨著中國加大對農村建設的投入力度,城鄉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轉。但縮小城鄉發展差距,依然任重道遠。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里,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都將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實現共同富裕進程中的重點問題。農業發展起來了,農村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才算真的發展起來了。農民富起來了,中國老百姓才算富起來。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必須大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不斷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黨的十九大在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同時,也明確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32根據黨的十九大部署,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為題,對如何推進城鄉一體化作出頂層設計,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的目標任務、基本原則,并對實施鄉村振興進行了全面安排部署。推進城鄉一體化,要大力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要建設社會化的大農業,通過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來增加農民收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高效農業是農民致富的好路子。要沿著這個路子走下去,讓農業經營有效益,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33要通過提高農業技術集成化、勞動過程機械化、生產經營信息化等,推進農業現代化,尤其是要發揮科技支撐作用。同時,還要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要著重解決好農村的垃圾處理、污水治理、廁所改造等問題,使農村真正成為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的力度,堅持以城鎮發展帶動農村發展,以城鎮現代文明帶動農村進步,形成城鄉互動、良性循環的發展機制。要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使城鎮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同時要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實現城鄉融合發展。

                  要進一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我國地域遼闊,區域自然條件和經濟水平差異較大。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和社會投資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這些地區憑借地理優勢和優惠政策,獲得了快速發展。西部地區雖然面積廣闊,但自然條件較差,這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形成了很大制約。這在客觀上就拉大了東西部發展差距。隨著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的相繼推進和持續實施,區域發展協調性明顯增強,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也得到了顯著改善。但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國區域發展差距依然較大,區域分化現象也比較明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進區域協調發展,需要構建多層有力的發展援助機制。針對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了關于建立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區域戰略統籌、市場一體化發展、深化區域合作、優化區域互助、區際利益補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創新區域政策調控、區域發展保障等八個方面的機制。這個文件全面貫徹落實了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關于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決策部署,堅持新發展理念,立足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對于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將產生重大深遠的影響。推進區域協調發展,要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推動東西部協作發展,開展對口支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的大戰略,是加強區域合作、優化產業布局、拓展對內對外開放新空間的大布局,是實現先富幫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大舉措。”34東西部協作發展的實踐表明,國家通過動員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實行幫扶合作,可以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集中資源和社會力量解決發展中的難點問題,并在較短時間內取得較大成效。舉全社會之力,加強區域協作、對口支援,是中國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和欠發達地區貧困問題的主要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

                  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了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政策,在一部分地區很快發展起來、一部分人很快富裕起來的同時,也出現了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這不僅引起很多人的憂慮,也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許多負面影響。針對收入差距過大的情況,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規范分配秩序,“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35此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成為我國著力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目標,提低、擴中、限高成為我國走向和實現共同富裕的現實路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36就中國社會發展狀況來說,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中等收入群體至少應達到60%以上。經過多年持續不斷努力,縮小收入差距已經獲得了明顯的效果。無論是從統計數字上說,還是從生活現象看,近年來我國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已呈現逐步縮小的趨勢。據國家統計局測算,2017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4億37,近年來又有擴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38黨的十九大也再次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39需要注意到,現階段我國不同群體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較大,基尼系數還在0.4之上。進一步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才能在縮小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方面邁出更加堅實的步伐。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須要完善稅收制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要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能力;要加大產權保護力度,健全現代產權制度。

                  要健全和完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我國堅持和實行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與此相對應的分配制度必然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健全和完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必須以堅持和完善現有的分配制度為前提。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積累社會財富過程中,勞動、資本、技術等都發揮著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同的貢獻。這些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可以調動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激發全社會的創業精神和創新活力,使各種生產要素集中投入到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是同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也是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要求的。這些生產要素參與分配,使收入形式產生了多樣化狀態,除了按勞分配的勞動收入外,還存在著按勞分配以外的非勞動收入。合法的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都要受到應有的保護。要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完善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加強對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宏觀調控,維護公正的分配秩序。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使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公平地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

                  注釋

                  1.習近平:《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31日。

                  2.[美]菲利普·科特勒:《直面資本主義:困境與出路》,郭金興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年,第28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9~290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2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70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4頁。

                  7.《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5~496頁。

                  8.《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頁。

                  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

                  10.《江澤民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7頁。

                  11.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37頁。

                  12.《胡錦濤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1頁。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31頁。

                  14.《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

                  15.《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37頁。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78頁。

                  1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374頁。

                  18.《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2頁。

                  1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66頁。

                  2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7頁。

                  21.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白皮書,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2011-11/16/content_2618564.htm,2011年11月16日更新。

                  22.《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人民日報》,2015年12月8日。

                  23.習近平:《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3月7日。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659頁。

                  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0頁。

                  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2頁。

                  2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5頁。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6頁。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8頁。

                  3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29頁。

                  31.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人民日報》,2020年11月4日。

                  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22~23頁。

                  33.《習近平在江蘇調研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12月15日。

                  34.習近平:《在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上講話》,《光明日報》,2016年7月22日。

                  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21~22頁。

                  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537頁。

                  37.參見《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人民日報》,2019年1月21日。

                  3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69頁。

                  3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33頁。

                作者簡介

                姓名:秦剛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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