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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
                2021年07月21日 11:07 來源:《史學集刊》2021年第2期 作者:方修琦 字號
                2021年07月21日 11:07
                來源:《史學集刊》2021年第2期 作者:方修琦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正>災害文化是人類在與自然災害共生過程中總結形成并代代相傳的集體智慧、傳統知識及經驗總結。歷史繼承性是災害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強調從時間的角度認識災害文化,認為災害文化的形成是一個有一定繼承性的、長期的過程,因此要認識它,便有必要追溯其發展歷史和發展過程。災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凸顯了以時間為坐標軸的災害史研究對災害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基金資助: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17ZDA15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大國減災:成長中的中國災害學(1949-2019)”(20XNL01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方修琦,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歷史氣候變化影響和適應(北京 100875)。

                  

                  災害文化是人類在與自然災害共生過程中總結形成并代代相傳的集體智慧、傳統知識及經驗總結。①歷史繼承性是災害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強調從時間的角度認識災害文化,認為災害文化的形成是一個有一定繼承性的、長期的過程,因此要認識它,便有必要追溯其發展歷史和發展過程。災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凸顯了以時間為坐標軸的災害史研究對災害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一、災害文化隸屬于社會文化空間

                  作為一種有“文化”的特殊的動物,人類將其人為營造的物質及社會文化空間疊加于自然空間之上,從而把其所寄居的地球改造為人類之家。“家”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生態系統,是人類在自然環境基礎上營造的、被賦予文化意義且具有使用功能的空間。②它既適應于自然環境又適合于人類生存;既是人類實現目標的工具,又能夠制約人的行為和意識。作為人類之家的地球空間同時具有自然、經濟和社會文化三重屬性,三種屬性在地域上和結構上相互重疊、相互聯系,地理學將其稱之為自然地理環境、經濟地理環境和社會文化地理環境。不同于客觀的自然空間,社會文化空間中的一切都被賦予了人的主觀目的或主觀感受,它們制約著人的行為和意識。自然災害和災害文化均為被人類賦予特定文化含義的社會現象,都隸屬于人類構建的社會文化空間范疇。

                  自然災害與自然界能量、物質流通過程中某種自然力的瞬時強烈釋放或時空規律的短時間失常有直接關系,然而,一種自然現象一旦被稱為自然災害,它就已不再是純自然的了。“災害”二字不論從其文字起源還是現代含義來看,均表達了人們對自然環境的負面服務價值的判定。人們從自身的利害出發,對客觀的自然環境進行主觀區分,把其中所有可造成人類生命財產損失與資源破壞的自然現象稱為自然災害;相反,把自然環境中可為人類帶來利益的部分視為自然資源;而與人類社會無直接關聯的自然,既非資源亦非災害。自然災害是自然環境變異超過了人類的適應能力的產物,對人類而言,災害和資源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可控制是資源,不可控制是災害;位置得當是資源,位置不當是災害。③災害是人類之家的一部分,人類在享用地球所提供自然資源謀求發展的同時,也要面對自然災害帶來的災難乃至毀滅性的打擊。作為一種阻礙社會發展的客觀存在,災害是自然或社會生態常態化內在構造的特殊顯現,各種災害所導致的不確定性與人類社會為適應此類不確定性而努力構建的確定性秩序是人類文明的兩相。④從一定意義上講,人類文明就是在災害與生存、挑戰與應戰的過程中創生、延續、繁榮和發展起來的,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同災害斗爭的歷史。

                  災害文化是由災害衍生出來的非物質性產物,被人們賦予了特定的社會文化意義,如對自然災害形成的主觀感受、建立的社會關系、采取的社會行為和產生的社會現象等。人為構建起來的災害文化是一個復雜的體系,既包含思維層面、也包含行為層面,每個層面從不同的角度體現災害文化的特點及其對人類行為的約束和協調作用。第一,精神信仰層面,包括神話傳說、宗教、民族文化、哲學思想、政治信仰等,它們是高于現實世界的精神現象,側重于規范人的精神活動,對災害文化本身及其表現形式有著潛在但深刻的影響,是災害文化的根基。第二,社會行為規范層面,包括政治制度、等級階層、法律法規、倫理道德、風俗習慣等,它們側重于約束人的外在行為,是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和實現災害應對的工具。第三,個人觀念層面,包括審美偏好、消費觀念、價值取向等,它們既受信仰潛移默化的影響,又受社會行為規范的約束,且具有群體共性,是某一地區災害文化地方性最直觀的表現。災害文化是非物質的,但其以多樣的表現形式存在,⑤既可以在有形的自然和文化地理景觀(山體、湖泊等,聚落布局、建筑樣式等物質實體)中得以體現,也可以通過無形的文化產物(語言、音樂、思想、精神等)和社會現象(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社會秩序、風俗習慣等)來表達。

                  二、災害文化是社會—生態彈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災害文化是人類對災害的社會記憶。一種災害文化一旦形成,便被納入到人類社會文化環境的體系之中,成為社會—生態彈性(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亦可譯為社會—生態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生態彈性是人類社會的內在屬性,可以理解為人類社會忍受各種環境變化、社會、經濟與政治動蕩沖擊的能力。災害文化在其中的主要功能是影響人類社會對災害的認知與承受災害的能力、約束和協調人類社會的災害應對行為,使人類社會能夠在自然災害面前處于相對安全狀態。通過社會學習和創新增強社會—生態彈性和適應能力是人類生態系統區別于自然生態系統的根本所在。⑥從社會—生態彈性的視角來理解災害文化,以下兩個方面值得特別關注。

                  一是災害文化與社會—生態彈性之間的互動關系,特別是其中社會學習與創新的作用。災害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也就是社會—生態彈性的發展與完善的過程,這一過程與一定時期內發生的災害事件或災害的影響與適應過程存在密切的關聯。影響災害文化形成的因素有許多,包括自然環境與災害特點,同期的經濟和社會因素,人們過去的經驗、現實的態度、個性特性以及與未來期待相聯系的價值觀念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當屬在所經歷的災害遭遇中積累的直接經驗。災害文化主要建立在對直接經歷的災害認知的基礎之上,災害特別是重大災害事件在給人類造成巨大生命財產損失的同時,對災區和非災區的人們也都是極好的教育,能促進人們對已有災害文化的反思,刺激對災害文化的社會學習和創新,因此,每次重大災害事件都會帶來災害學習與創新的高潮。在社會—生態彈性閾值內,人類社會能夠在不進行重大結構調整的情況下僅通過頻繁的應急響應來應對所發生的災害,而每次響應都是一次學習和創新的機會,反復地學習能促進從已有災害文化中吸取經驗教訓并在加以改進后應用于應對下一次災害打擊,創新更是能夠帶來包括災害文化在內的前所未有的改變與推陳出新,學習和創新一旦形成社會“記憶”并得以維持,則必然會帶來災害文化的進步,從而提升人類社會對自然災害的彈性與適應能力,使人類社會能夠在更高水平上發展災害文化并應對未來的災害。從災害的社會學習與創新的視角看,災害帶來適度的無序不僅不是破壞之源,在特定情況下反而是難得的建設性力量。⑦

                  二是災害文化在社會—生態彈性中的功能。災害文化直接影響人類面對災害的態度和應對行為。凱茨(R.W.Kates)對人類行為提出了四項假設:(1)人類做出的決策是合理的;(2)人類具有選擇性;(3)選擇要以知識為基礎;(4)依據事先規定的標準評價信息。⑧科學的災害文化,有助于正確決策,使人類按一定的規則結合成有序的群體,從而產生出個體行為所不具有的功能,保障人類社會有序地、因時因地制宜地應對災害,有效地應對預期風險或現實威脅,減輕災害所造成的損失,為人類的生存發展提供更為安全的空間;相反,違背科學的災害文化,可能帶來決策失誤,妨礙人們及時采取正確的自然災害應對行為,不可避免地對人類造成更大的危害。然而,受社會發展水平和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災害文化都有時代的局限性,雖然能在維系人與災害的平衡中發揮作用,但并不一定是科學合理的,因為人們為減輕因災害不確定性而產生的壓力,往往傾向于調整其風險認知以使自己感到更加舒適,每個時期的災害文化都只是人們在當時條件下所能接受的某種決定性、否認性或可能性認知。

                  三、災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是災害長效性影響的體現

                  災害是致災因子、受災對象的物理暴露和人類社會(承災體)的脆弱性/彈性相互作用的結果。作為社會與自然的“綜合”,災害只是當自然異常影響波及社會時才會發生,而災害的嚴重程度(“災情”)既與有可能造成災害的自然因子(致災因子)的強度有關,又與受影響地區的經濟、社會情況(承災體的性質)有關。災害能夠直接或間接地造成生命財產損失等災情,并因此在人類社會各子系統中引發一系列連鎖響應,不僅如此,災害還會產生對人類社會后續發展構成深遠影響的長期或后續效應。⑨作為保留在人類社會中的災害記憶,災害文化因自然災害而生,但并不隨災害過程的結束而完全消失,它通過其參與構建的社會—生態彈性影響其后相當長時期內的社會發展,是災害影響的后續效應或長效性影響的具體體現。

                  從時間的視角看,災害文化在時域上的特點與災害是不同的。自然災害在時間上一般表現為隨機發生的短時性事件,災害事件雖是重復發生的,但前后事件之間一般不具有必然的因果聯系。而人類在與自然災害共生過程中總結形成并代代相傳下來的災害文化都要經歷發展、繼承與揚棄的歷史過程,具有累積性、時效性和歷史繼承性的特點,在任何一個時期的主流災害文化中,既包括從歷史災害文化中繼承的成分,也包括對構建未來災害文化具有重要意義的成分。

                  與所有社會文化現象一樣,災害文化是在一定時期內經過逐步積累而構建起來,體現了人類社會對自然災害形成的主觀感受、建立的社會關系、采取的社會行為和產生的社會現象等方面的長期積累,因此災害文化具有累積性。每種災害文化形態都有其獨特的特點。災害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對某一地區或某一群體而言,任何流行的主流災害文化均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與文化的革新,其災害文化的內涵及表現形式都會在一定程度上發生改變,其社會功能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災害文化隨時代的變遷通常并不能完全抹去曾經的歷史,原有的災害文化在喪失其先前的社會功能后,那些與新的社會文化體系不相適應的部分可能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在歷史之中,那些有保留價值的部分,則會因被后續的文化所繼承而以物質或非物質的方式繼續存在下來。在被保存下來的部分,有些融入后續災害文化乃至整個社會文化之中,更新或重塑災害文化乃至整個社會文化環境,并被內化為人類社會彈性的組成部分,繼續影響人類社會承受災害的能力、約束和協調人類社會的災害應對行為;有些則成為有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留于其地區或群體的文化記憶庫之中,還可能作為重要的文化旅游資源被開發利用。災害文化的傳承發展演化歷史及災害文化遺產均是災害史研究的重要主題。⑩

                  災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強調從時間變化中理解災害文化。它認為以物質(如自然和文化地理景觀)或非物質(語言、音樂、思想、精神,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社會秩序、風俗習慣等)的方式存在于現代災害文化中的某些特征,與已經消失的“歷史災害文化”之間具有“發生”上的關系,這種關系體現了災害的長效性影響,而這種關系如果不經闡發是不一定能夠被認識的。認識災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就是從發生學上對災害文化的形成加以闡釋,即在重建災害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演化歷史的基礎上,追溯特定歷史時期的災害經歷及災害文化,尋找災害文化特征形成的歷史基因,闡釋其如何通過參與構建的社會—生態彈性影響后續社會發展。以歷史繼承性為視角的災害文化研究,建立在對災害文化歷史認識的基礎之上,但不必要追求重建災害文化歷史的完整面貌與連續的演變過程,也不一定要將為現代提供歷史鏡鑒作為研究目的,而是將其作為認識現代災害文化特征的一種視角和手段。對現代災害文化進行歷史建構的重點是,識別現代災害文化中的歷史災害文化成分,辨識那些對現代災害文化具有關鍵意義的歷史災害事件及災害文化特征,追溯形成這些歷史災害文化特征所經歷的災害及其社會學習和創新過程。

                  四、災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決定了災害文化形成的路徑依賴性

                  災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意味著災害文化的形成是一個有一定繼承性的、長期的過程。受自然災害和社會發展歷史區域差異的影響,不同區域的社會經濟條件不同、所經歷的歷史災害事件各異,使得災害文化具有明顯的地域性。每個區域有不同于其他區域的災害及對災害的社會學習與創新經歷,從而形成不同的災害文化,而且某種災害文化特征一旦建立起來,就傾向于自我延續下去并影響后續的發展軌跡,也就是說災害文化的發展是具有“路徑依賴性”的。對于一個連續發展的災害文化而言,其中必然存在有別于其他災害文化的特有歷史災害文化基因。如果具有相同歷史災害文化起源的各災害文化呈現不同的災害文化演化軌跡,則可能是因為各災害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加入了新的災害文化因素或發生了文化突變或替代。在文化融合日趨強烈的現代社會,應該充分重視災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問題,任何新文化的引入和輸出都需要盡可能地與已有文化傳統充分融合,盲目照搬外來文化可能造成水土不服乃至文化沖突。

                  災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為認識現代災害文化提供了發生學的視角。現代災害文化有其獨特的歷史基因,不同地區現代災害文化的某些差異可能源自于各自災害文化歷史的差異,要認識現代災害文化特征,有必要追溯其發展歷史和發展過程,只有了解過去,才能更好地知道現在。正如我國自然地理學方向古地理的奠基人周廷儒先生在說明現代自然地理環境與古地理環境關系時所闡述的:現代地理環境的形成是一個有一定繼承性的、長期的過程,現代地理環境的每一個特征,都與特定的環境演變歷史相聯系,因此要認識它,便有必要追溯發展歷史和發展過程。(11)每種災害文化都存在若干獨特的文化特征,這些特征從表面上可能是彼此獨立的,但如果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其演化軌跡加以考察,則可能發現不同文化現象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發生發展的脈絡。

                  2020年,面對不期而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國以在全國范圍內成功控制病毒傳播的階段性成果交出了與某些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年大流行完全不同的答卷,為理解災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及路徑依賴提供了現實的樣本。中國的成功,除了社會制度的優勢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強有力的領導外,還有集體主義這一植根于全體中國人民的深層次的文化因素。中國有著連續的文化傳統,集體主義源自于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在與旱澇等自然災害抗爭中所形成的獨特災害文化。中華文明是建立在農業基礎上的文明,中國古代農業生產首先需要面對的是北方地區溫帶季風氣候條件下有限的熱量條件和降水年際變化大的問題,為利用有限的熱量資源,農業生產必須安排在容易發生洪水泛濫的降水季節,且需要能夠適應非旱即澇的異常氣候。中國農業的發展以治水為前提,(12)治水首先要防洪,需要因時因地制宜地進行防堵、疏導、聚水。但防洪的同時也要抗旱,就像都江堰那樣既減災又興利。中國古代治水使洪荒的土地變成可以定居和耕種的生產和生活空間,這實際上是一項爭奪生產季節和改天換地的活動,不是靠上帝的慈悲,而是依靠人性的偉大,需要“求能治水者”,需要統一管理和協調一致的行動。相比之下,任何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個人的價值只有融入共同的行動中才能得到體現,東方文化中包括集體主義在內的許多特點均可溯源到治水這項偉大的適應性活動中。(13)與西方社會主張一切價值以個人為中心、強調個人自由與個人利益的個人主義相反,集體主義強調個體之間相互依存,主張個人從屬于社會,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體、民族和國家利益。(14)面對個人與集體的沖突,集體主義以集體利益為重,把家庭、集體和國家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更注重整體的協調性,更加強調個人對社會的義務。在疫情來臨這樣的重大危機下,14億中國人民選擇了團結在一起,不分男女老幼,不論崗位分工,都自覺投入到抗擊疫情這場人民戰爭中,同舟共濟、眾志成城。大到武漢這樣的大城市,小到每個與疫情存在某種潛在關聯的個人,都能自覺、坦然地接受在西方人看來“嚴重侵犯了人權”的封城或隔離行為,用自身的局部犧牲換取全國抗疫的勝利。

                  總之,災害文化是人類在與自然災害共生過程中總結形成并代代相傳的集體智慧、傳統知識及經驗總結。歷史繼承性是災害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理解災害文化地域性的重要途徑。從災害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出發,挖掘和凝練具有地方特色的災害文化,可兼顧當地居民的地方認同,并服務于當代防災減災事業。  

                  注釋:

                  ①劉夢穎:《災害民俗學的新路徑:災害文化的遺產化研究》,《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

                  ②Yi-Fu Tuan,"A View of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view,Vol.81,No.1(Jan.1991),pp.99-107.

                  ③參見方修琦等:《中國歷史氣候變化的社會經濟影響》,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3頁。

                  ④參見夏明方:《文明的“雙向”:災害與歷史的纏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394頁。

                  ⑤卜風賢:《中國農業災害史研究的基本問題及學術旨向》,《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第3期。

                  ⑥Quigley M.,Blair N.,Davison K.,"Articulating a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agenda for urban design," Journal of Urban Design,Vol.23,No.4(Mar.2018),pp.581-602.

                  ⑦參見夏明方:《文明的“雙向”:災害與歷史的纏繞》,第1-394頁。

                  ⑧參見周旗等:《災害對策學》,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2頁。

                  ⑨方修琦等:《1939年海河流域洪澇災害影響—應的傳遞過程及其效應》,《災害學》,2018年第1期。

                  ⑩卜風賢:《中國農業災害史研究的基本問題及學術旨向》,《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第3期。

                  (11)周廷儒:《古地理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2頁。

                  (12)張家誠:《地理環境與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地震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1頁。

                  (13)方修琦、牟神州:《中國古代人與自然環境關系思想透視》,《人文地理》,2005年第4期。

                  (14)王立松、徐美天、李欣竹、董子祎:《新冠病毒疫情媒體報道中的中西文化差異》,《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作者簡介

                姓名:方修琦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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