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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等現象源自人類早期社會
                2021年07月19日 16:3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悠然 字號
                2021年07月19日 16:3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悠然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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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哲學教授金·斯特瑞尼(Kim Sterelny)近期在數字雜志《萬古》發表文章《平等是怎樣溜走的》,分析了不平等是如何在原始社會和農耕社會中萌芽和發展的。

                  原始社會孕育不平等萌芽

                  在原始社會中,狩獵采集者或覓食者基本以數十人為生活單元,并處于經常移動的狀態,與其他親友單元一起生活在一個包含數百人至數千人的社會中。不同地理環境中的覓食者有不同的文化傳統,但他們的社會生活在一些關鍵方面非常相似。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著作《石器時代經濟學》中提出,就物質生活和安全性而言,狩獵采集者的生活稱得上“富足”。這一描述或許有些夸張,但反映了狩獵采集者能夠滿足生存需求的實際。出現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是覓食者所作的分享承諾,因此,覓食者社群具有較高的平等程度并非偶然,而是因為他們積極地尋求平等。

                  階級不是憑空出現的,存在一個產生發展的過程。原始社會中兩個進程性事件為不平等關系的確立創造了條件。

                  第一個事件是氏族結構的產生。氏族具有集體身份認同性,建立在一定的宗譜關系之上,并通過嚴格的入會儀式和熱烈的集體活動得到加強。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雷蒙德·凱斯·凱利(Raymond Case Kelly)在著作《沒有戰爭的社會與戰爭的起源》中談到,氏族對個體的社會身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個體主要通過氏族身份認識自己并被他人認識,他們主要在自己的氏族內部獲得社會支持。當農耕和糧食儲存活動出現后,剛剛興起的統治群體使用氏族成員身份來調動社會和物質支持。

                  第二個事件是出現了以對信息的控制為基礎的準統治群體,以聲望和尊重為關鍵因素的等級制度隨之產生。這種制度最初基于狩獵者的生存技能。這些技能包括在狩獵中確定方位、追蹤獵物、識別植物特征和動物行為等專門技術和動手能力。美國哈佛大學人類進化生物學教授約瑟夫·亨利奇(Joseph Henrich)認為,在狩獵采集者社會中,優秀獵人分享知識的目的是得到他人的尊敬。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社會人類學教授杰羅姆·劉易斯(Jerome Lewis)表示,原始社會的信息經濟既包括故事、音樂,也包括儀式和社會規范。如果儀式敘事被用作對重要的空間和定位信息進行編碼的媒介,儀式信息和生計信息可能結合在一起。專門知識與尊敬之間的交換最初可能有利于雙方,但規范、儀式的社會傳播很容易對某個群體有利,而對其他群體不利。

                  農耕社會不平等顯著發展

                  隨著覓食者社會轉型為農耕社會,階級進一步具備發展條件。

                  首先,對于覓食者而言,分享行為更為可靠且有益。狩獵采集是不確定性非常強的活動,既需要運氣也需要技術。每個人都可能遇到運氣不佳、需要他人接濟的時候,但分享具有確定性,是對大家都有好處的行為。而且,覓食者社群的親密性意味著收獲難以隱藏,拒絕分享的社會成本很高。相反,農耕社會中,人們更愿以儲存糧食作為風險管控手段,因為農耕活動的不確定性遠小于狩獵活動。

                  其次,糧食耕種費力費時,需要長期不斷地翻整土地、灌溉、除蟲除雜草,因此短期回報低。如果沒有產權保障,投入如此多的勞動并不值得。同理,如果因沒有產權而不能繼承,子女留在父母的土地上勞作也不值得。由此,糧食耕種和儲存催生了獨立的家庭經濟。進入農耕時代,社會出現了私有財產和貧富分化。貧富分化一旦形成,就傾向于自我加強。

                  原始社會時期,生產力低下,原始氏族采取集體協作的生產方式,不太可能產生剝削。進入農耕社會,隨著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出現,剝削階級開始榨取剩余勞動和產品。

                  社會規模也是不平等的影響因素之一。與覓食者相比,農耕者的社會范圍更大、親密度更低,更難形成限制精英群體野心的集體共識。而且,其他階層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一些社會中層成員通過支持精英來換取回報。他們可能希望精英的野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平等化不完全符合他們的利益。同時,社群內部沖突會增大遭到外部干預的風險,無益于他們自身。

                  此外,農耕模式使社群之間發生暴力的可能性上升。覓食者社會是否頻繁爆發社群間暴力,目前沒有足夠的考古證據。在斯特瑞尼看來,覓食者物質財富很少、擁有武器、善于追蹤和判斷地形等特征意味著難以對他們發起突然襲擊,相鄰的社群也未必十分了解對方的領土,把其他社群當作攻擊目標不劃算。相反,農耕社會中人們可以累積財富,增大社會影響力。一個社群可能覬覦另一個社群的生產資料與勞動力,而他們自己也可能被其他社群當作目標。因此,各個社群互為誘惑和威脅。這種長期存在的威脅使新興精英有機會發揮磋商和協調能力,代表自己的社群與其他社群開展和平談判、建立聯盟。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者創造的價值除滿足自身及家庭需要外,尚有少量剩余,剩余價值隨之產生。統治階級對剩余價值的剝削,加劇了不平等。

                  斯特瑞尼表示,剝削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不平等源于具有如下特征的原始社會:建立了氏族結構,儀式和社會規范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社群間暴力是一種能夠管理的中等程度風險。但是,廣泛分享和共識性決策并不違背“人類本性”,平等、合作的人類社會完全有可能實現——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里,人們都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當中。不過,平等、合作的社會具有不穩定性,需要積極對其加以保護。當社會規模擴大、經濟復雜性上升時,如果社會技術的發展沒有跟上,就會加劇不平等。因此,我們要積極利用和重新配置當前擁有的社會技術,以緩解財富和權力不平等。

                作者簡介

                姓名:王悠然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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